如何应对网络科普谣言或虚假信息？中国科普研究所提出这些办法

经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后，该规范性命题即上升为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并对未来的类似案件产生参照力。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可以作出决议，责令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予以废止。在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曾明确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

无论如何，只在将法律规定与某个具体案件事实相联系，即须用法律解决案件时，才发生法律解释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就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形式等作出规定，但这种自我约束缺乏充分的公信力。2.为法律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明确适用法律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革和转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立法的前瞻性受到严峻挑战。(38)根据2015年《立法法》第26条(即2000年《立法法》第24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须经过委员长会议决定后才能被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立法法》颁布以来至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23件。

(41)但从实践上看，所有法律解释都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二，2000年《立法法》第12条和第24条分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地铁站的女保洁员因为捡拾并售卖乘客丢弃的一卡通充值发票，而被有司以非法出售发票罪提起公诉，最后获刑十个月(48)。

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新时代，政府公务人员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党和国家应如何选拔并有效管理公务员队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建构了传统官僚法制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有助于厘清今人之惑，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思路。在处士横议的争鸣时代，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势不可挡的社会现象，势必引起百家特别是以救世为己任的儒法两家的关注。秦汉帝国初创，以法治国，吏道独尊，百官皆为吏，以吏治天下，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同时又霸王道杂之，士道、吏道并用，儒生与文吏分途仕进，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二、士道、吏道认识误区之厘正 官吏两分是传统中国官僚法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进而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书读得越多，知识的积累越丰富，人才更可能免于偏见、偏执和偏私，才能发展出开阔的视野、包容的心态乃至健全的人格，正所谓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

②③⑤⑧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第67页，第71页、第1页、第17页，第37页。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53)。法家否认一切人文知识存在的必要性，以为自己掌握的富国强兵的法术便是世间唯一正确的真理、唯一有用的知识，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陷于这种所谓有用知识的桎梏之中，生成一种过度偏激、冷漠之气质，后人名之为刻薄寡恩。

(44)陈寿：《三国志》(第一册)，陈乃乾校点，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法家孝子未必为忠臣，忠臣不必为孝子的观念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被人们所颂扬。行政机关公务人员面对前来办事的相对人，总是习惯性摆出冷冰冰的面孔，即使手续齐备，也要盘问再三，能拖则拖，一旦相对人的文件手续稍有瑕疵，即使是无关大碍的瑕疵，也一定要相对人重新来过，相对人多问几个问题，则立刻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甚至呼喝叱骂。(47)参见《史记》中《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秦始皇本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法家类》。

由是言之，宰相必起于州部任官模式之持续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辅助性机制为支撑。历史也已证明，无论在哪一种政体下，官僚行政总是避免不了官僚病滋生、蔓延、急速恶化、失控的轨迹，最终导致官僚体系和行政过程偏离其本来目标。

当然，这些在财政岁入有限、上下等级森严、法制易受人情干扰的传统王朝很难建立和实现，但是，却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努力的方向。然而不可否认，文法吏式官僚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同样带来了例行公事、消极懈怠、职业冷漠、效率低下、权力滥用、贪污腐化等官僚病。

此种关于官僚的理论，可名之为士道。儒家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的道德观，被认为是混同了公域和私域、公德和私德，在现代社会遭到否定和批评。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新时代，公务人员应当是兼备专业技能和人文知识、公德与私德、理论素养与行政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他们懂法、守法、严格执法，却又能贯通理法、灵活用法，以春风化雨般的态度和技巧，让人民群众在法治实践中真切感受到法律的温度和人类之良知。(45) 宽于用，则儒生官员难以成长，难以适任，加之官吏分途，官与吏相互隔绝，壁垒森严，儒学士子在制度上垄断了较高职位的品官，而地位低下的吏无论怎么能干和努力都基本不可能突破限制晋升为品官。(四)官僚守法用法之辩 儒家认为官僚应当知礼懂法，贯通礼法，灵活用法。(56)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8)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291页。为了禁奸止奸，重刑于民也无所谓不人道，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21)。

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商鞅其天资刻薄人也，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秦始皇刻削毋仁恩和义，一语以概之，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这一切使得职业化官僚和官僚制政府既是必需也成为可能，官僚制政府和职业化官僚的出现势不可挡，成为各国持续推进的变法运动的重要内容。

④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11页。儒家未必否认帝国职业官僚应熟悉掌握兵刑钱谷等具体业务知识，但同时坚持君子不器②，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作为治人者的官僚不应该被自己的专业和管理的业务所限，而应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③。

相比于法律疏失造成的损害，法家认为官僚不守法、超越职权本身就是更大的损害，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⑥ (二)官僚品德修养之辩 儒家认为官僚应当具备全面的品德修养。吏强官弱的真实原因，即在于此。(25)(26)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沈啸寰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页、第179页，第192页。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 中国那种受科举考试左右的教育成绩并不是授予专业资格，毋宁说，情况恰恰相反。(58)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5-211页。

法家强调立法权在君主之手，官僚必须严守分际，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执行法律，绝不可超越职权，即使是出于一片公心以及事后证明达到了好的行政结果也不行，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过度专业化导致职业性冷漠，这在法家自己身上即展露无遗。

然而，这一暗合官僚科层制和理性行政内在规律的任官模式，在古代中国并不那么容易实施。(二)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 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被严格区分，公共行政脱离私人事务，具备了理性化、专业化、法制化的非人格属性，人们普遍认为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体系有别于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体系，尤其认为两者不能相互推定和评判，即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公德及表现去推定、评判其私德，同样也不能根据一个人的私德及表现去推定、评判其公德。

(49)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官箴书集成》(四)，黄山书社，1997年，第616页。盖因官吏分途之下，儒学士子只要通过以文学或经义为内容的考试，就可以一跃龙门，内则部曹主事，外则州县令长，成为手下有众多胥吏的一方主官，一应公务，大都由胥吏具体操办，其只管发号施令，上传下达，甚至只是签字画押，本来就没什么行政经验，当的又是高高在上的发令官而不是具体做事的吏，对行政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成长当然不利。(48)《地铁保洁员捡一卡通发票售卖获刑》，《北京青年报》2018年1月29日第A07版。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

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其三，小吏俸禄太低，难以维持生计。

官指官僚群体中处在金字塔结构中上层的成员，又名职官、品官、流内官等，吏指处在金字塔下层的办事人员，又称掾吏、吏员、小吏、吏典。有西方学者认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

然而，这未免以过分功利的眼光去看待知识的学习，同时，也过分抬高了所谓专业技能的功用。早在南宋，当时州县就有公人世界之名，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35)。